谈及法律这一话题，不能不让人想起苏格拉底，怀念这位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智慧圣人。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说：邦国虽有良法，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循，仍然不能实现法治。”那么，苏格拉底被古希腊雅典城的500人陪审法庭判处死刑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视法律为生命的智者带给后人的深究悉讨。 回放历史真相：公元前399年，苏格拉底70岁的时候，因为他爱好广泛，善于思考，喜欢批判，并将反教义的理论灌输给青年们，还由于其行为给教会统治的集权造成了威胁，被指控慢神和盅惑青年，并以“侵蚀青年罪”处于极刑。关押期间，他的朋友和学生看望并极力营救，克利托甚至用钱财买通了狱卒帮其逃生。苏格拉底则说：“你来救我是因为觉得这个定我罪的法律是个恶法，不应当也没必要去服从它的规制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你如何证明这个法律是个恶法呢?总不能由于定了你老师的罪而成为恶法吧，是善是恶，总是有一套客观的被公认的价值标准来评定的，由不得我们个人去指手画脚。今天，如果我听了你的话，认定它是个恶法随你越狱而去，那么明天也就会有人学我一样认定治他罪的法也是个恶法而越狱，后天也会有人这样。法律的权威如何确立，法律的公信力如何保障……”苏格拉底就这样饮鸩而亡，以身殉法。
思考深究：苏格拉底葬送在雅典法律制度上。那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不完善，没有独立性，而且过于苛刻，以至于钳制了个人的言论自由。苏格拉底这个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却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待遇。然而，苏格拉底却如此坦然道：我去死，你们去活，谁的去路好，惟有神知道。国家生我、养我、教我，凡是能赋予其他公民的权利都有我的一份，甚至在公民成年后允许带上财产自由地离开雅典。我在70年间都没有离开雅典，就等于说我以自身的行为和国家签订了契约，表示服从国家的法律，做一个守法的公民。难道就因为祖国和法律判处我死刑，我就可以竭力毁坏和颠覆国家和法律吗？逃监是蔑视法律的行为，是践踏自己立下的契约。如果我含冤而死，这不是法律的原因，而是恶人的蓄意。法律必须被信仰，这正是苏格拉底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所在。
德国法学家耶林说：“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变成扼杀法律的人，正如医生扼杀病人，监护人扼杀被监护人，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恶。”且不论苏格拉底是被法律制度还是被执行之人所害，痛惜之时，人们更为苏格拉底严格守法的精神所感染。同样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德谟克里特曾说：“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的更美好，正义之事就是法律所许可之事，正义之人必定守法，这并非出于对法律的惧怕，而在于由正义所推动的一种义务感，灵魂趋于善，追求神圣事物的责任。” 苏格拉底以服从法律为代价，让人们仰视其思想的光辉。那就是：苏格拉底必须死，因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