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急促的车鸣声响，一辆飞驰的救护车将一位昏迷状态的老人送到了这家医院的急诊室，老人的五名儿女一齐把目光投向了接诊医生，这位医生瞟了老人一眼，不慌不忙地开出了一份检查单，“作脑CT检查检查吧”，儿女们急忙给老爸做CT检查，结论是：“左侧脑梗塞”，当报告单交给医生后，这位医生平静地说：“没啥事，回家补补糖吧”，儿女们感到很“茫然”，“用不用住院观察、治疗啊？”，医生回答很简洁，“不用”。就这样，他们又叫辆救护车带着老爸回家了。 当晚喂老人喝了两勺糖水，老人似乎喝了进去，第二天早上发现老人无法自主进水进食，到了晚上10点多钟，老人就停止了呼吸。
老人病逝虽不突然，但给儿女们带来的悲痛却是巨大的，都说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，但是，这样未经过救治就病死在家中，儿女们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王敬德老人是1908年1月出生，病逝前患有脑血栓、糖尿病，曾在2007年在一家部队医院住院治疗，病情好转后出院。2008年5月2日，老人出现昏迷、神志不清、咬舌现象。儿女们发现后立即拨打120叫来救护车，把老人送到医院，本想到医院后就能留下住院，没想到做完检查就被医生“安排”回家了。
五兄妹经过研究，决定要为老爸病故在家中讨个“说法”，他们要追究医院“不救治”、“不作为”的责任，他们找到医院与那位医生理论，医院的医生都说补糖没有错。五兄妹一纸诉状将医院告到了法院。
五兄妹诉称：负责医生对家属介绍病情爱答不理，经原告请求才做了“CT”，诊断为“左侧脑梗塞”，但未予血糖等全面检查，拒绝留院观察便通知原告将父亲带回家中补糖。原告只得将父亲接回家中，是被告的不治疗行为耽误了原告父亲最佳治疗时间，造成父亲死亡。
法院针对这起纠纷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，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了合议庭。经开庭审理，法院查明如下事实：沈阳市急救中心120《院前出诊病历》记载“主诉：神志不清1天；现病史：1天前神志不清……；既往史：脑梗塞、糖尿病；初步诊断：昏迷待查”。被告医院接诊后，负责医生提出对王敬德进行头颅CT检查（报告单印象诊断为：左侧脑梗塞），未强调回诊住院观察事宜，告知患者家属回家给病人补糖。原告将父亲王敬德接回家中，喂过糖水、面食，但王敬德病情加重，于23日在家中去世。原告认为，父亲虽然年老多病，但如果医院给予全面检查，留院观察治疗，生命定会延长，故对被告医院提出质疑，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。被告认为没有行医过错，不同意赔偿，原告便起诉到法院。面对这起案件，法官的观点分歧很大：
第一种观点认为：从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角度分析认为，这不是一起医疗事故，也不是医疗过失。医院建议患者家属回家是考虑老人年迈，患病多年，留院治疗价值不高，也是为节省病人家属开资。至于病人死在家中，是病人自身疾病造成的，与医院行为无关，故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。
第二种观点认为：从民法通则的侵权归责来看，被告没有侵权行为，主观上没有使老人病死的故意，行为上，给老人做了检查，尽到医生责任，但存在过失，让病人回家是错误的。
第三种观点认为：从合同法基本原理看，被告与老人之间存在着医疗合同关系，被告没有尽合同义务，对危重病人处置不当。
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。被告作为医疗机构，对就医的患者理应认真履行医疗服务合同，行“救死扶伤”的医德。患者年老多病，在病情危重情况下被送往被告医院救治，被告没有对其病情做全面认真检查，也没有提示病人家属建议患者留院观察，在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情况下，便通知病人家属回家自行补糖，其做法不当，违背了医疗服务的宗旨。老人病故家中，虽然不是医疗行为所致，但与被告“医疗不作为”有一定因果关系，原告因此深为惋惜，受到精神损害，故对其合理的赔偿请求，本院予以支持。作出判决，被告医院支付老人儿女精神赔偿2万元。
该判决宣判后，老人儿女们虽然觉得赔偿少一些，但认为讨回了公道。另一方面，院方收到判决书后深受触动，在判决书未生效时，就提出支付赔偿金。医患双方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