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离开我已经32年了，我的工作笔记里插有一张父亲的照片，每每打开都会先看一眼。 在父亲三岁的时候，爷爷就去世了，姑姑们都早早参加革命，家中只留下奶奶一人独自把父亲拉扯成人。读书时父亲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由于是色盲，他未能如愿就读自己向往的北大，只是在省内读了一所普通的学校，尽管如此，也丝毫没有影响他才华的展露，在一次迎接省委主要领导视察时，他作为学生会主席作了学生工作的汇报，引起了关注，毕业后成为机关党组秘书，天赋加上勤奋，父亲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“一路领跑”，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
父亲身材高大挺拔，每次照相他都站在中间，由于比身边的人高出很多，照片里的他总是“顶天立地”。父亲性格爽朗豪迈，讲话富有穿透力，开会时经常讲一两个小时，本上却无一字。他为人大度随和，即使是分了几斤鸡蛋，也会分给身边的人。他生活简朴，住的是办公室，母亲去探望，拼两张单人床，支个煤油炉，就算过日子。看上去粗枝大叶，却不乏细腻，买来缝纫机就能给我们做出衣服来，同样是粗茶淡饭，他做出来就有滋有味，这和他一出差家里就是冷锅冷灶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甚至自己动手为家里添置家具，他钉的板凳，我们一直用到今天仍然完好无损。
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不会掉眼泪的。今年，我小心翼翼地向母亲问及，母亲说“你爸爸的确很坚强，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落泪”。父亲和母亲长期分居两地，那个时代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很普遍，精神上的充实冲淡了生活上的清苦。由于没有固定的家，姐姐们出生后被分别寄养在姑姑家里。姐姐们长到三、四岁了，父母去探望她们，姐姐们却不认识，父亲落泪了。1960年，父亲长期下乡蹲点，经常以“瓜菜代”裹腹，一米八几的个子，饿的走路都不稳，浮肿最终带来了肝炎，母亲得知后赶往太原，远远看见父亲腊黄的脸，摇晃的身躯，母亲哭了，她不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那个曾经俊朗的丈夫。1966年之后，一些老领导相继被打倒，父亲也被批斗，成为被打倒的当权派之一，母亲再次去探望，这一次父亲流泪了，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老领导老革命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，为什么自己一心在公、夙夜工作也成了被革命的对象，他的正直和善良让他宁愿被整也不愿整人。1972年，父亲被正式下放到山区，母亲也放弃了工作调到了他的身边，姐姐们也都接了回来，全家人第一次团聚在一起，次年，我出生了，父亲喜极而泣。1976年，周总理去世，父亲在家里扎花圈，边扎边流泪，他带着我走到小镇的广场上祭奠总理，我骑在他的脖子上，人们眼里噙满泪水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鲜有在家的时候，他总是在开会、出差，而父亲每次回来，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，他的包里一定有蛋糕、巧克力或者是整袋的苹果。我经常会在家门口坐着，盼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在太阳落山前的那一刻走入视野。我会欢呼雀跃着奔向父亲，任他将我高高举过头顶，骑在脖子上，天地好宽阔。父亲对我是溺爱的，也许小时候身体过于孱弱，经常生病，即使我犯了错也从不打我，只是在晚上睡觉时搂着我讲故事，讲完了故事用我听得懂的语言把道理讲给我，时常在他的怀抱中这样睡去，甚至一次父亲翻身不小心把我胳膊压脱了臼。家里的细粮不多，基本上都给了我，姐姐们吃粗粮我却总能吃到点心。家里来了客人，我会被叫到桌上陪客人，还要喝上两杯，以至于小学一年级就有了喝醉的经历，老师打电话被司机接回家，母亲怪父亲不该这么惯着我，父亲只是嘿嘿一笑了事。父亲对我的教育像他对工作的态度，大开大合，不较辎铢，我甚至没有上幼儿园，父亲认为男孩子在家就是要玩儿，要接地气，学习是课堂上的事。尽管父亲很忙，但他仍会抽时间带我玩儿，我的第一支玩具枪，第一把弹弓都是父亲亲手做的，他带我去打猎，教我在雪地里辨别狍子的足迹。我家住的地方靠近一片原始森林，晚上总能听到狼叫，有时候父亲会组织人在院墙上射杀靠近的狼群，我也兴奋地爬上梯子，看着外边一盏盏小“绿灯笼”来了又去。别人家的孩子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摸鱼回家是要挨打的，而我是可以炫耀“战利品”的。一次父亲自己开着三轮摩托车带我出去玩，路滑一不留神出溜到路边的沟里，还重重地撞在一棵树上，父子俩全都作了“抛物线”运动，摔得鼻青脸肿的，父亲起来哈哈一笑，拍拍身上的土继续上路。
1978年，父亲平反了，恢复了工作，他又开始像陀螺一样地转个不停，有开不完的会、下不完的乡。记得有一次他早上出门开会，带了半条烟，中午的时候司机就回来了，把剩下的半条取走，开了一天的会，抽了一条烟。父亲由于肝病不敢喝酒但嗜烟，同事们笑称“一根火柴”，早上点着了就一支接一支，所以只需要一根火柴。那段时间我很少能见到他，有时会在半夜里被他的胡子茬扎醒。
1980年的春天，父亲在省里参加会议，中途腹痛难忍，被送到医院检查，不能确诊，省里的一位领导陪着他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，确诊为肝癌晚期，听到结果，父亲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省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，他说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请组织照顾我的儿子，他还太小。父亲的消息瞬间在机关大院传开，只有我们家人不知道，母亲感觉到了异样，但没有人忍心说出真相。父亲再次去北京治疗的前一夜，他坐着把我搂在怀里，像平时一样给我讲故事，白袍将薛仁贵吃了九牛二虎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男孩子就要强健体魄，长大了报效国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像往常一样拎着包出门，我和母亲去送他，院门前黑压压一片人，父亲和每一个人握手，长大了才明白，他是在和大家告别。车子开了，我追着车子跑，绊倒在地，膝盖上出了血，边哭边说：“爸爸，早点回来。”然而，父亲再也没能回到家里。
再见到父亲，已经是夏天，放了暑假。父亲已经从北京转到了母亲的老家，开始中医保守治疗。母亲带着我去看父亲，车子到了一处幽静的小院，父亲住在前排，我住在了后排，父亲曾经挺拔的身姿变得有些弯曲，他看我的眼光还是那么慈爱，却显得无力，甚至话也不多说，望着“陌生”的父亲，心里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他在家都是要搂着我睡的，这次却没有。每天都会有各地的人赶来看望父亲，父亲跟每个人交谈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暑假结束了，回到家里见到小伙伴们，有一个年长的跟我说，你爸爸不行了，单位都准备开追悼会了。我说：“你胡说，我爸爸好好的。”
9月1日，我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，二年级了，兴奋地翻看着新课本。没过几天，我正在上课，父亲的公务员和司机到了教室，和班主任老师说了几句，老师看着我一下子就哭了，我感觉到了不好，但那样小的年龄不知道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，等我来到父亲休养的病房，人们都哭着，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，身上换上了他忠爱的中山装。父亲走了，我甚至不会哭，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会不会像以往一样只是出趟远门。父亲追悼会的那天，来了很多人很多车，礼堂站不下，不少人站在了外面，礼堂的周围满是花圈，我和姐姐站在母亲身后，两个年轻的姑娘搀扶着母亲，人们默默地走来和家人握手，有的人会搂住我失声痛哭。
许多年过去，我翻开了家里仅存的一本父亲的工作笔记，字非常地潦草，除了名字不认识几个，我问母亲，为什么父亲的字我不认得，母亲说，那是你爸爸下乡用的本子，他会把看到的问题随时记录下来，你爸爸的字非常好，写得草是工作的需要，等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了我也会问起他们，他们告诉我，你父亲批文件用毛笔小楷，非常工整。直到现在，我也会为自己的字写得差而惭愧，更为自己没能继承他的工作能力而羞愧。
“死者如生，生者无愧”。我很少提起父亲，这么多年来他就在我心里，一刻也未曾离去。
